天津拆迁案例——先拆迁后补偿被判违法

【事实概要】

2009年7月16日,天津市津南区“9341”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和津南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因北洋园一期工程——海河教育园区建设工程发布拆迁公告,拆迁人为天津北洋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拆除单位为津南区咸水沽镇人民政府和天津市津南区康健房屋拆迁中心。天津市津南区某农机供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机公司”)位于津南区南洋村西津沽路北约15亩国有土地和其中900余平方米的房屋均被划入拆迁范围之内。

动迁之后,咸水沽镇人民政府农机公司负责农机公司这个“拆迁大户”,但双方就相关补偿问题协商过三两次不能达成共识之后就不了了之了。2009811日——动迁不足一个月的一天,咸书沽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将农机公司原本鳞次栉比的厂区夷为平地。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典型的中国式行政拆迁,典型的中国式“大棒”!

2009年9月9日,咸水沽镇人民政府与农机公司就部分建筑物及附属物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是土地补偿以及其余部分建筑物及附属物如何补偿双方协商未果,而这一未果局面一直持续到了2011年5月……

2011年5月下旬,农机公司法定代表人孔黎(化名)找到了在天津拆迁户中口碑相传的杨念平律师,期望通过律师的法律运作改变农机公司低靡已久的拆迁补偿命运。

【办案掠影】

纵观农机公司的拆迁补偿之旅,可谓陷入了一潭死水的负扼之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房屋已经不在多时,如果找不到十分有利的关键点,单凭镇政府实施强拆主体违法这一点恐难逃“胳膊扭不过大腿”的结局。于是,杨念平律师拟定了珠联璧合式办案方掠。

办案第一步:破山开路的信息公开

鲁迅先生曾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既然摆在面前的是“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无尽被动,杨念平律师决定重新“走”出一条路。因此,接案后的第二天,杨律师即向天津市人民政府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请求公开海河教育园区建设工程的拆迁许可证及有关材料信息。

2011年6月下旬,天津市人民政府做出了《信息不存在告知书》。换言之,海河教育园区建设工程拆迁项目并未取得拆迁许可证,属违法拆迁。接到委托人传真过来的告知书以后,杨念平律师心下明白,此案离开创“枯木逢春犹再发”新境界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办案第二步:奉为圭臬的诉讼宝典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杨念平律师于2011年7月21日向津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咸水沽镇人民政府拆除原告农机公司房屋的行为违法。同年9月中旬津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过程中,杨律师展开了一番违法成本分析的“公开课”:

原告控诉之“三重门”:

①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的相关规定,只有县、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及人民法院才有权对被拆迁人的房屋进行强拆,而被告咸水沽镇人民政府作为镇一级人民政府,不享有法律赋予的强制拆迁决定权;②拆迁行政裁决程序是强拆的必要性先行程序,没有经过裁决程序,就不得进入强拆程序。咸水沽镇人民政府在强行拆除农机公司的房屋之前,没有履行裁决、强拆听证等必备强制拆迁程序义务,其行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拆迁,而属于违法行政;③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开的拆迁信息,本案拆迁项目属于无证拆迁,这一本源性的违法前提足以确定被告强行拆除农机公司房屋的行为的违法性。

被告辩称之“救命稻草”:

针对原告的控诉,被告咸水沽镇人民政府言之凿凿地辩称:津南区人民政府“关于海河教育园区范围内涉及工业商业拆迁补偿有关事宜的会议纪要”载明,“在市政重点工程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在有关房地管理部门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达不成拆迁协议的,按照先拆迁腾地、后处理纠纷的原则办理”,海河教育园区建设工程系国家和天津市的重点工程,被告经与原告协商不能先行拆迁,然后再行协商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与前述会议纪要并无相悖之处,应当得到法院支持。

法院公判之“证据无痕”:

2011年12月30日,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就农机公司诉咸水沽镇人民政府违法强拆一案作出《行政判决书》,认为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拆除房屋之前原告已经同意拆除房屋,不能认定其行为属于协议拆除;同时,被告也未能对强拆原告房屋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供相应有效的证据,故被告实施的强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最终判决该行政行为违法!

【律师说法】

美国早期政治领袖詹姆斯·麦迪生说:“财产和自由一样是人类的一项权利,这一点是真实可靠的……,一旦社会不能将这种财产视作与上帝赋予的法则一样的神圣,一旦没有法律的力量或公众的正义感来保护这种财产,那么无政府状态或暴政就产生了。”到了现代社会,财产之于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更是可见一斑。因此,无论是域外宪法,还是我国宪法,都将私有财产权纳入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范畴。如果私有财产保护不周,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冲突、矛盾,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近十几年来,中国式拆迁已经白热化到中国等于“拆哪儿”的可怕程度。拆迁所指向的,正是私有财产权这个庞大的概念体系中最为根本的部分——房屋和土地。通过拆迁,地方政府从市民们或者农民们的手里征来土地,而这个过程的实现又必然以拆除地上建筑的房屋为必要前提条件,以市民和农民被剥夺议价的权利、分享土地升值的权利为必然后果。如此一来,地方政府为中国经济增长喝彩,继而继受这份利益中的“一杯羹”,而市民和农民们则需要为此买单,默默承受自身财产权被侵害的命运。但是,如此分明的比照,置“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于何地?又将滋生什么样的矛盾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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